苏轼高考古诗_苏轼高考必考

北宋嘉佑二年（1057），二十一岁的小青年苏轼参加了礼部的考试，写下了一篇相当漂亮的命题作文––––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阅卷老师欧阳修被这篇新颖文风的作文所吸引，由此误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写。

欧阳老师很想点这篇文章为头名，但心中又怀疑文章是曾巩写的，为了避嫌，就将其点为了第二名，至此，苏轼与状元失之交臂，但也因为这片文章受到欧阳永叔的点赞，籍籍无名的他在东京城一时间名声大噪，开始了他传奇文豪的的道路。

苏轼的“高考作文”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之所以得到了近乎于满分的成绩，主要是因为他的文章，十分符合主考官阅卷老师欧阳修的政治思想和文学风格。

首先，苏轼在这片文章中点出：“赏不以爵禄，刑不以刀锯”，这种立论思想恰恰就提下了欧阳永叔所尊崇的孟子的“人性高于政治”的思想精神。

欧阳修生于小官僚家庭，四岁丧父、但其父亲欧阳观清廉仁厚的操守和为人却如同烙印一般，令欧阳修铭记于心，而欧阳修24岁不如官场，其政治思想承载着自古而立的儒学正统仁义、仁政思想、他所奉行的政治理念，即儒家孟子所讲之“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”，即人性高于政治。

苏轼应试作文上的政治思想，也同样秉承于儒家孟子这种“仁”的思想，强调人性，而非权力，这一立论基础，是其文章能够得到欧阳修打高分的重要基础。

在科举的过程中，写文章这种事情虽然是由心而发，但在应试的过程中，除了要契合题目以外，同时也需要掌握阅卷老师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倾向，正所谓投其所好也。科举的阅卷老师，并不像高考那样，考生们连阅卷老师的名字叫什么都不清楚。往往主持最后一层科举选拔的主考官，朝廷都会公布，而一般主考官都是在士林中十分有名望，而又有作品的大儒。

所以那时候的举子们，想要大概了解考官的政治思想倾向和文学喜好，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当然，苏轼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不一定就是“投其所好”的应试作文，其中是有其独立思想的，从苏轼一生的经历来看，他确实跟欧阳修一样，是一个儒家仁政思想的贯彻者，而非一个嗜权如命的政客。

当然，政治思想的契合，并不一定就能得到高分，苏轼真正获得高分的原因，主要还是在于他出类拔萃的文风深得欧阳老师的喜爱。

宋初，辞藻华丽的骈文几乎独霸文坛，成为当时人们猎取功名的敲门砖，被称作“时文”，这种堆砌辞藻的文风，却是欧阳修所不喜的。欧阳老师提倡在诗文革新的基础上，通过科举考试来倡导平实朴素的文风。当时的科举文章，大多是张扬自己掌握的生僻字，典故，格调的骈文，而苏轼的文章却是一篇平实朴素，直抒胸臆的文章，从这一点上他已经胜过一部分人了。

虽然当时苏轼的竞争者中写骈文的很多，却也有一部分人文风朴素，而苏轼的文章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，主要原因在于苏轼的文章风格有个很契合欧阳老师的特点，那就是作为诗文革新运动****的欧阳修所提倡的文学理论核心之一的“尚朴重散”。

欧阳修为了使文章真正成为“明道”、“致用”的工具，极力主张文章要注重朴实，崇尚散文体，反对“时文”的浮华、音律、和拉用典故的恶习。简易自然，让人能够读懂弄清楚，言简而意深，这就是欧阳修所推崇的文风。

而苏轼的这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不仅符合了欧阳老师文风的要求，而且甚至将这种文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。读苏轼的文章，就如同浩浩荡荡的汪洋，他的散文当之无愧地被认作是代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高成就，那种行云流水般的自然、活泼而不失大气的苏文特色，无论是谁，都能折服。

说到底，苏轼应试作文的成功，最大的原因，还是源于苏轼自身卓绝的文学功底，他的散文自成一派的同时，却又大气不已，端地读起来舒服，这种文学天赋和造诣，除非是瞎了眼或者昧着良心的阅卷老师，才会给低分吧。

苏仙，这世间也只有这么一个而已。有的人天生就是吃这口饭的，何况是其中的佼佼者苏轼同学呢。